沙澧書院

   脆弱的文化  坚强的心灵

   ——读从维熙公《恢复使用甲骨文如何？》

如果有“第三次文革”，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成为浪潮中的尖兵。但是如果有“第三次文革”，我会成为阻止它生展的尖兵。我们的国家太脆弱了，经不起太多的文化摧残。近来读了《文汇报》从维熙公的一篇文章，感想颇多，我敬慕先生的经历、成就和为民族、国家着想的赤子之心，但在有些观念上，不得不承认，我与先生意见相左。

从年龄上来讲，从公应该是我的父辈一代的人，我敬其年长，称其曰公。但是诚敬立身并不代表放弃个人主张，对于从公关于汉字繁简之争的观点，如我一类的人，还是有一些想法要说的。先说我的成长经历，80后出生于中国的一个内陆小城，看惯了中国农民的辛苦，读了“育红班”，上了小学，上了初中，上了高中，读了大学，经受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熏陶，掌握了辩证的思维方法，期间全部是自费求学，非义务教育的受益者，大学毕业后受聘于一所高中担任了两年中学教师和班主任，深深体会到现代学生传统文化的缺失，遂立志考取传统文化研究机构，继续求学，读了几本西方思想和传统文化等哲学文化书籍，思考了一些传统文化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希望能获取更多的知识，以便能独立的来思考与处理生活和学习中的问题，不被所谓的权威们迷惑，也不被学霸们慑服，用自己的大脑假以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思考问题，格物致知必以正心诚意为根，在这一基础上做到知行的并进，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务实的追求。

经历的系统教育使我形成了完备但不能说是成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但让我受益匪浅和记忆深刻且无法忘怀的却是“辩证法”这一哲学方法论，让我冷静面对和思考面临的所有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深入，我觉得需要有更多思考的诉求，开始关注更多的生的意义和文化价值的问题。

也许很多人认为80后面临更多的是物质生存的压力，工作与职位要比思考本身有更大的诱惑力，但是一个以众多理由来逃避思考的人是一个没有前途的人，一个以众多理由来回避理性思考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民族。我没有那么悲壮，也没有那么悲观，唯一要做的，就是在喧嚣中静下心来思考，安下心来做事。我觉得这些还不够，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固定的文根，这让我很没有底气。我不是那类做事不认真不踏实的人，我是很用心的人，也不是“差比多先生”，而是希望去发现更多的真理，把事情做的天衣无缝。我实质上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有一种不完美毋宁死的冲动。我需要一贯的精神内核作为理性的支撑。在读了几本世界历史、宗教哲学、经济理论，伦理思想等诸种文化书籍之后，不得不使我重新回归民族的本位文化，这使得我强烈的要找回我们失落的传统。

实质上，“传统”一词在中国像“小姐”一样被搞臭了，为什么呢？我很痛心。一个苹果烂掉了一个洞，我们可以扔掉它，因为苹果太多了，成熟的季节也短，容易再生，不差这一个。我们身上长了一个疮，我们可以忍痛挖掉它，等待组织长出新肉。但是融入在我们的民族精神里的传统文化，因为她的些许不合时宜的思想，我们就连根把她铲除，她实际上是和整个民族的血肉融为一体的。让我们这一代一开始喝的就是“羊奶”，我们在精神上没有“母乳”的哺育，让我们一开始就有点大脑的“残障”，我曾试图去医治它，却发现已经很难了。我真的很悲痛，但我没有哭，也没有气馁，我想我可以找回传统。如果是革命时代破旧立新的路线和政策需要，那么在革命取得绝对的胜利以后，我们再不反思宣传过程中的问题，重新找回传统文化在社会重建过程中的重要意义的话，必然是一代或几代文化人的过失与责任，这个责任不是一个孩子打碎了一个杯子那么轻巧，而是一个家长在带领苦难家人走出沼泽的路线错误，或许会永远在沼泽里打转，或许最终陷入无法自拔的泥潭，我们需要一些摩西出埃及时的胆识和魄力。在可能会有很多人的咒骂声、嘲笑声中于青年时代、中年时代甚至到老年时代重新拾回母乳。你不要笑我，便是你的宽容。我坚信你们不是鲁迅先生周围的看客，但我享用的也不是《药》里带血的馒头，我喝的是母乳。

我像一个朝圣者，我却不是一个宗教狂热者，我希望像中国的先秦诸子和宋明大儒一样去思考，去格物，去致知，去做一个精神独立的人，而不是人云亦云的鹦鹉，我希望自己充满理想的精神，做到清楚深刻的理解问题，而不是被灌输被蒙蔽。但这是不能的，因为当我回头看这些精神独立、内心澄明的诸子大儒时，却发现他们一个个被曲解被唾弃被鞭打，满目疮痍，我仿佛已经认不出他们的真面目了，就连记录他们思想工具的文字也改变了模样，看起来像，又看起来不像。

我们不需要“第三次文革”，我们不能再践踏优秀的传统，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涉及到些许君臣父子夫妇纲常之类的糟粕而全部毁弃他们，我们不做败家子。我对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恢复繁体字使用的潘庆林委员充满敬意，我敬其是一位正真站在民族本位的文化立场上为民族与国家思考的前辈，敬其是一个为子孙后代的安身立命作战略性筹划的具有远见卓识的长者，实质上这样的人有很多。我也很悲痛，悲痛于传统文字与传统文化的劫难。

简体字不退出历史的舞台，民族复兴大业不可能从真正意义上得以实现；传统文化的精髓不重新走上历史的舞台，中国也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现代化。民族的复兴是民族主体文化和主题价值观的复兴，真正的现代化也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实现的。把文字与文化的复兴与“横店圆明园事件”和“中国文化城事件”等不入流的事情相比是不合适的，因为它们原本就不是一个意义和一个层次上的问题。所谓的两类事件是“精神十分相通”与“异曲同工之妙”才真正是让人匪夷所思。

我向来是很少看当代中国的小说、散文、诗歌的，就是喜欢看的说理文，大多也是粗制滥造，因为悦目的太少，我这种观点肯定会招致很多人的反对，但不得不说。我一直认为其中很多作品的文化品位太低，当然也不是一棍子打死，而是对一些人掌握有充分的文化资源和机会资源，却产出大量拙劣的作品有点心理上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从人格上和传统道德上讲，我还是一如既往的敬其为先辈长者。但为了阻止我的灵魂与肉体被一些有问题的思想扭曲，我操有不被其作品中的观念侵染的权利。

可能会有人说，你不去看人家的作品，怎么知道人家没有品位、没有思想呢？也是这个道理，为了去尽力发现一些所谓的多年积攒的品位与思想，我看了一些，没想到这一看不当紧，使我气不打一处来！小平同志认为，左的思想有时候更可怕更有害。政协内部的决定虽然多数不同意恢复使用繁体字，也并不代表一些老者和这位政协委员的观念就就是错的，或许真理就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对真理的追求不能像营造良好人际关系一样去一味迎合对方，只能离真理越来越远。

我们现在是有不少人狂妄的认为我们是站在历史的高度上认识问题，让我们感觉有一种井底观天之嫌，今天的历史并不一定在所有方面都高过了历史的高度，如果站在四处高台的盆地里说这样的话，未免显得更加可笑。文化大革命也是打着类似于“中国文化改革的先声”的旗号，但其结果如何呢？所以认为“文字简化之举”是“文化革命先声”的观念，我们可是要高度警惕了！如果再过于苦口婆心要说的“更加清楚通俗一点”的话，实在是侮辱民众的觉解力和智商，如果还要以长袍马褂来比拟恢复使用繁体字的话，实在是在重新刺痛民众内心的自尊心，那就是当年被清廷强迫加身于域内各民族人民的外表形象文化，着实不理解传统文化几千年来遭受的血雨腥风，再继以火上浇油，真成了败家不自知了！

中国业已取得的成就，是亿万劳动人民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建国以后文字不简化，发展到现在并不一定就没有现在这样的成就，文字简化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当然也不是充要条件了。认为简化汉字可能是产生了一些积极效果是可以的，但认为简化汉字推动了社会发展，不简化就不推动的感念则未免在逻辑上就有不小的问题，经不起推敲，所以作家和文化人都是有必要接受一点逻辑学的训练的，以免自取其辱。至于是否符合“科学发展的原理”，一个人说了不算，一群人说了也不一定算，科学不同于民主，不是大多数人举手表决了就是科学，科学有其自身的规律，五四的口号，本身就是把“民主”与“科学”作为两个事物来争取的，可见不能划等号。科学与否只能留给社会发展的后遗症来反照了。再者，中国的落后不是繁体文字本身的错，把所有落后的根源强加于繁体字和传统文化身上，是传统不能承受之重，是不厚道的做法，文字本身不像人会说话会表达，甚至会狡辩，从最初的品格本性来说，文字是优于人本身的，这首先是一个哲学问题。持这种观点的人未免思想偏执，或是所掌握和坚持的观点为其带来的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太多，一时多余的上好猪油蒙了心，也未可知。但并不是掌握的资源越多就越掌握真理，没有绝对的必然联系。

电子时代再发达，手写的文字也是根，她是与民族和国家紧密相粘合的不可分离的血肉，太依赖于工具性的东西，在没有工具时，势必受到规律的惩罚。“嫦娥”奔月和“神七”飞天如果没有强大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做支撑，迟早要掉进太平洋，实际上没有人比我们都更希望他们飞得更好。

   从公认为：“我想只要是积极进取的中国人，不分地域、民族以及志趣、信仰，都会对汉字简化举双手赞成。”似乎不这样做就不是积极进取的中国人，这种设定是不成立的，谁敢背这个罪名。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我是积极进取的中国人，虽然资质天生不是十分好，但却一直在努力，我信仰真理，崇尚科学求证精神，没有宗教信仰，但我信奉的是科学的理念和经过历史考验的传统。我却要举双手赞成恢复使用繁体汉字，我甚至比台湾的马英九先生和大陆的季羡林、任继愈诸先生更加彻底。我举双手举双脚，甚至有必要的话我会把自己抛到空中来支持汉字的“识繁书繁”、“识正书正”！我不是国粹主义者，因为我可以接受并运用“辩证法”，这表明我以真理为师，以真理为依皈。我想说的是：文化人中的低能弱智，有些常是以弘扬老祖宗的文化为名，而不思进取；但是，文化人中更加低能弱智的，则是常以疯狂的批判和破坏老祖宗的文化为名，而更加的不思进取，甚至数典忘祖！我们不做“文化的啃老族”，但也不做不肖的子孙，把“老的”一脚踢飞到爪哇国，这仿佛不是我们民族对待长辈和传统文化的品格。不过听说东南亚特别是新加坡把传统文化搞得是如火如荼，似乎新加坡并不像是十分落后的国家，有好事者说不定要把革命的火种引向新加坡，去革那些顽固不化的国粹主义者的命吧！

季羡林先生生前有一次针对国学的四点谈话，大意是：一、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延续至今，汉字起了巨大的作用。读古文必须读繁体字，中国文化的信息都在那里面；二、汉字简化及拼音化是歧途，祖先用了几千年都没感到不方便，为何到我们手里就抛弃了？追求效率不是简化字的理由。三、古文今译是毁灭中华文化的方式，必须读原典，加注释即可；三、振兴国学，必须从娃娃抓起。这也表明，“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实在是毒害不浅，但很遗憾的是它已经成了很多学者或文人的思维方式。

现在总有一些人，成为一些有地位或是掌握一定资源的人的追随者，总有一些人过分相信权威的力量，相信权威的言论，惰于思考，拿别人现成的来充饥，是最次等人。另外就是反映出中国多多少少存在学术霸权的现象，基于一定的资源和身份优势掌握话语权，实乃学界大害。从公笔下的两位青年作家，真是知进的好青年，不知道是小说人物还是现实人物，如果是现实人物，在我看来实在可怜，跳梁小丑不提也罢！中国的作家要都像这样的迎合，这般的嘴脸，中国必亡！

我想说的是，依靠批评老祖宗来混饭吃，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想要推动传统文化的重建，从而有利于民族、国家与后代子孙，却不是一件易事。真正有责任感的作家、学者，甚至普通人，都要共商此计。但目前的这种以批判传统文化为快感，以实现现代化为由头，观念实在有待商榷的观点充满网络、电视、报纸等传媒，着实是一种可怕和扭曲的现象。笔者不能视而不见，故写此一纸短文。希望与潘庆林诸公共勉，也期待从维熙诸公和广大读者的评说。

                                              己丑年于紫云斋